“有事找我律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的口头禅。但一直以来，律师缺乏法律保障，和面对公检法机关不同的是，许多单位和个人以各种理由拒绝律师的调查。这种状况有望通过修改律师法得到改变。（《新京报》5月16日）

　　无论在民事、行政还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取查取证权利都非常有限。这一方面跟律师仅仅是提供法律的工作者，不享有公权力有关，更主要是法律的规定存在缺陷，这在刑事诉讼中更为明显。

　　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那么，从保障事实真相的查清以及程序正义的原理来看，这一规定应当理解为证人、被害人等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向作为机关的控方和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都有作证的义务。

　　然而，实践中，被害人、证人的这种作证的义务却往往异化为仅仅向司法机关作证的义务。因为，首先法律规定了证人、被害人应当向司法机关作证，并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向证人、被害人调查取证的各种程序；其次，司法机关拥有强大的公权力，对拒不作证特别是作伪证的证人有权采取剥夺其权利的措施，能保证其目的得以实现。而作为不享有公权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律师，法律对其向被害人、证人取证设置了重重障碍。辩护律师要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首先要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要经作证人本人的同意；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要经他们的同意。由此可见，律师与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严重的不对称。

　　但是，律师这种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不仅意味着对律师执业权利的设置了障碍，更重要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设置了障碍，不利于人权的保护。因为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行使被告人权利的体现，进一步而言是帮助公民权利的得以实现。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教所说，律师的权利不是国家的权力，也不是社会权利，而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延伸。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不利于事实真相的发现，公民可能因此而蒙冤，近来出现的诸如佘祥林案、胥敬祥案等冤假错案，多少跟律师辩护权不能充分行使有相当关系。

　　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弱化，使用控辩之间力量进一步失衡，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法庭之间的控辩交锋，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机关与势单力薄的被告人的一场博弈。因此，要让被告人能充分阐述自己的意见，要让其的辩护权得以充分行使，进而让其感受到这场审判不是国家对其权利的赤裸裸剥夺，而是一场公平与正义的审判，就必须保证其的辩护律师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权，能提取到对其有利的事实和证据。律师拥有与司法机关对等的调查取证权，才能有可能与控方进行有效的博弈，从而使程序正义得以实现。

　　因此，赋予律师在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以有效的调查取证权显得非常重要，这不仅有助于改变当前律师在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作为的空间狭小的境况，也能让司法机关在面对律师能有效获得证据的情形下增强其积极搜集证据和规范取证意识，更重要公民在面对国家的时，能借助这种调查权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我们期待着，律师法在修改时能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给予充分的法律保障。(